孙武《孙子兵法·兵势篇》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意思是说,大凡作战,都是以正兵作正面交战,而用奇兵去出奇制胜。
孙过庭《书谱》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意思是说,初学分行布局时,主要是求得字体平稳方正;掌握了平正的法则之后,重点就要追求形势的险绝;如果熟练了险绝的笔法,又须重新讲求平侧欹正的规律。
(《书谱》局部)
我们学习篆刻,排出了课程表,从临习汉印开始,其目的就是在于求“正”,后又以古玺破除平正,是为了追求险绝,但又不可只求险绝而无趣味,于是我们又临习文人印,以期获得相应的文人雅趣。这是学习进程的“以正合,以奇胜”;
其实,在篆刻作品中,但凡优秀的名家作品,也多是“以正合,以奇胜”的,比如吴昌硕的这方“园丁文墨”:
(吴昌硕和他的“园丁文墨”)
不用多说,吴昌硕与“园丁”相关的印,应当都是给朝鲜人闵泳翊所刻,“园丁”是闵泳翊的雅号,两人私交甚笃,吴昌硕一生给闵泳翊刻印极多,这不过是其中极为普通的一方。
这是一方端端正正的印,中国印,但凡能与雅相连的篆刻,都是“正”的,都是基于端正安详的,这是汉民族的审美基础。如汉印,如唐楷,它们的美,最底层、最基础的美,是端正之美,其他所附丽的美,都基于这一点。
(基于汉印章法的平正安详之美)
但除了平平正正地分割印面空间这一条之外,剩下的,几乎都是“奇”了。
首先是篆法,印面四字,“园”字用小篆,“墨”字用隶书,“文”“丁”二字用大篆(“丁”用简帛文字字形,“文”用甲骨文字形)。在端正的印面上,不是用汉缪篆最能体现端正详和之美的“雅正”吗?但吴昌硕一个都没有用缪篆,全部用了缪篆以外的篆法,这是求“奇”。
用这样的篆法也罢,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的位置上是不是就可以了呢?不是,我们看,“丁”字中竖偏右,偏偏全字重心偏左,加上“园”字叠加过来的重量,右侧两字向左微倾;左上的“文”字,左脚与下面的“墨”字相接,是承重点,再加上右脚悬空,所以“文”字向右倾斜,墨字上面的“黑”部左侧第二点(为什么是第二个点?)与下面的“土”的中竖相接(又为什么相接),也导致“墨”字重心向右倾斜,所以右侧两字态势皆有向右倾倒之态势,这实际上与右侧倾斜的“丁”字形成左右团聚之力,这当然也是求“奇”。
(左右一组咬合的“势”)
当然,这些“奇”都被化解了,“园”字粘边,“文”字接边,“墨”字底部粘边,这些不稳定(奇),全部被化解了。因此,这些“奇”,虽屡现印中,却丝毫不觉“怪”。
其实,这些“奇”,正是这方印左右团聚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印中文字只有上下联络,印中四字,左右两列文字,能够团聚一气,一是靠的这联成一气的倾倒之势,再有一点,靠的就是文字疏密的对角呼应。如图:
(基于疏密而成的对角呼应)
当然,除了促进团聚之外,这种对角呼应也形成了这方印疏密交错的节奏,也是这方印的审美主旋律,同时也是这方印求“奇”的处理手段之一。
求“奇”的手段还有:
1、“丁”的突现块面。在这方印中,“丁”字是极疏的一个字,为了既保持“丁”字处的“疏”,又匹配其他三字的份量,吴昌硕把这个字的头部做成了“块面”,形成了这方印的“印眼”,就是视觉攒集点。
我们说过,这种手法,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处理手法,是“正”中求“奇”的一种手法。当然,还有——
(块面与残破)
2、残破。这方印的印边,明显的残破有三处,全部依托字形着手。前面一篇文章我们说了,残破的主要作用在于“化实为虚”,在这方印中,“园”“墨”两字是实处,为了使“实”处不显滞塞,吴昌硕把右上“园”字右侧作了残破,把左下“墨”字左侧也作了残破。这两处残破是呼应的,完全基于全印的对角呼应格局。
“文”字处也有微微残破,它的残破不是为了破实,是为了给“文”字透出更多的空气,好与对角的“丁”字处大片空地达成呼应。
三处残破,各有其理。当然,这也是求“奇”,都算是创造历史的非常规手段(吴昌硕之前,是没有人以残破为创作手段的)。
吴昌硕支持“以正合”的创作思想,他说“摹拟汉印者,宜先从平实一路入手,庶无流弊矣”(俊卿之印边款);也深知其中之难,他说“汉印中平实一派,未易着手,今拭拟之”(葛昌楹印边款),“书征先生鉴家属拟汉印之精铸者,平实一路,最易板滞……”(当湖葛楹书征边款),但他又在创作作品过程中屡屡求“奇”,这才是真正的“大家气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吴昌硕的影响力才是空前的。
(吴昌硕的影响力)
我们要向吴昌硕学习,通过临摹汉印,我们达成匠人般的纯熟刀功以及纯熟的缪篆结篆能力,这是“以正合”,积极钻研文字,增进文学、绘画、雕塑等其他相关学识,积极体验生活,求得审美变化,这是“以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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