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不乏国之重宝的器物。
其中,秦始皇玉玺算是个奇葩,成为历代皇帝及野心家梦寐以求的神物,也是王朝更替、江山易帜的象征。
这也导致它身价高涨,身世坎坷,受到历代疯狂追捧、争夺,直至民国时期。
一路伴随它的,是阴谋诡计,刀光剑影,大军征伐。
甚至一些人模拟私制,使得赝品层出不穷。
出现这种现象,既有时代背景的客观条件,也有人为地推波助澜因素。
印信,起源于古代铸造青铜器时在上面铸印图案和徽记所用的“印模”。
“印者,信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印信逐渐成为身份凭信和权力象征,在政治、商贸领域被大量应用。
先秦时期,印信的材质有泥土、木、青铜、玉、金、银、铜、犀、象等。
它们的称呼及写法也因材料而异。例如以泥土为材的为“”,金属材料的为“鉨”、以玉为材料的为“玺”。由此也可见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
古人认为“万物皆有灵性”,美石即玉是山川的精华,是上天恩赐的宝物。因而出现了玉崇拜,玉成为权位和财富的象征。
《战国策》:"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愁,楚有和璞。"
“璞”指未经雕琢的玉石,“和璞”即和氏之玉。
《史记》等史料中记载了和氏献玉、完璧归赵等曲折、感人的故事。
和氏之玉是块罕见的美玉,加之凝结了忠信仁义等道德意义,成为天下共知的珍宝。
秦灭赵,和氏之玉落入秦国。
李斯《谏逐客书》中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随、和之宝”指当时的两件珍宝:“随侯之珠”与“和氏之玉”。
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之后,自称为始皇帝,规定帝、后的印章称为“玺”,并且以玉为材质;其他的官印、私印只能称为“印”。
《续<汉书>新解》云:“玺,黄罗伞下,盖皇帝”。
意即皇帝在黄罗伞下统治天下,风雨无阻。
秦始皇命令咸阳玉工王孙寿以和氏之玉为材料,制作皇帝之玺。
丞相李斯以鱼鸟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作为“皇权天授、正统合法”之信凭。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含义是:我顺受天命当了皇帝,国运永久昌盛。
王孙寿将和氏之玉精研细磨,雕琢为玺,并将这八个字刻在玉玺上,成为秦始皇独有之印章。
秦始皇将玉作为权力标志的思想观念发展到了极至,独霸以玉治印的权力。
和氏之玉就此而毁,传国玉玺出世。
从此,玉玺成为历代正统皇帝即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和凭证。秦始皇“传国玺”受到历代的疯狂追捧。
秦始皇的玉玺传至三世子婴时,秦朝已是摇摇欲坠。刘邦攻破秦都咸阳,子婴被迫献上玉玺,秦亡。
这个“传国玺”成为承天受命的象征,在汉朝继续代代相传。
西汉末年,皇帝刘婴仅两岁,“传国玺”由孝元太后代管。
王莽篡位时,派北阳侯王舜进宫索要“传国玺”,被太后怒斥为“不复顾恩义、狗猪不食其余”,但王莽得之后,篡汉为帝,建立新朝。
王莽败亡时,起义军攻破长安城,校尉王宪取得御玺之后,便住在长乐宫,占用王莽的妃嫔、车辇、衣服和器物,打算自立为帝。
不久,王宪即被刘玄部队所杀,刘玄获得御玺,在长安称帝。
赤眉军攻入长安,获得御玺,便立刘盆子为帝。不久,御玺被东汉光武帝刘秀所得。
东汉末年,政治混乱,“传国玺”先后被孙坚、袁术占有。
袁术败亡时,徐璆趁机取得“传国玺”,到许昌献给被曹操挟持的汉献帝。
司徒赵温问徐璆:“君遭大难,还能保存此物吗?”
徐璆则大义凛然地回答:“苏武当年被图于匈奴而不失节,更何况此方寸之玺呢?”
后来汉献帝被迫“禅位”,献上“传国玺”,曹丕建魏;到曹奂时,被迫“禅位”,献上“传国玺”,司马炎建立晋朝。
两晋南北朝时期,“传国玺”的换手率更加频繁。
“永嘉之乱”时,后汉派兵攻入洛阳,俘掳晋怀帝和羊皇后,得国玺。
之后,“传国玺”在刘曜、石勒、冉闵、东晋穆帝、刘裕以及齐、梁、陈政权国主手中辗转。
隋朝一统华夏,获得国玺。隋亡,萧后携隋炀帝之孙杨政道,带上国玺投奔漠北突厥。
唐初,太宗李世民命李靖率军讨伐突厥。萧后与杨政道返归中原,国玺归于唐朝。
唐末, 朱温废唐哀帝,夺国玺,国号为梁。
李存勖灭梁,夺国玺,国号为唐。后来,石敬瑭引契丹军攻洛阳,末帝李从珂与皇族集体自焚,国玺从此失踪。
“靖康之难”时,徽宗、钦宗二帝以及宝玺,被金兵掳去。
朱元璋建立大明,元廷奔回漠北。朱元璋先后派徐达、李文忠二次远征,追剿残元势力,俘虏元后妃和诸王,但未得到“传国玺”。
蒙古帝国第35任大汗林丹汗时,一位牧羊人在漠北地下无意间挖掘出“传国玺”,献给元顺帝的后人博硕克图汗。
久怀恢复祖业之志的林丹汗闻讯后,即率二十万大军攻伐,经过一场血战,夺得玉玺。
后金皇太极派多尔衮西征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献“传国玺”投降。于是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清”。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追索“传国玺”,可惜未得。
秦始皇所制国玺,是皇帝处理政事的凭信、实用办公用品。
为何一个方寸之物,竟然具有如此神圣魅力,使得后世梦寐以求?
这其中,既有时代背景的客观条件,也有人为地推波助澜因素影响。
其一,“凭信”的思想观念在春秋战国时已深入人心,到秦始皇时已经成熟。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更需要一个“凭信”之物,以号令天下。于是“玉玺”成为最理想的对象。
这个“凭信”的意义类似于圣旨,而且圣旨必须有玺印才能生效。
《明清帝后宝玺》弁言:“宝玺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
其二,秦始皇国玺本物的超凡价值。
玉崇拜文化心理,由 “天下共传之宝” 和氏之玉所制,一代名相兼书法家李斯篆书,秦始皇专用,这些因素使得它自诞生之日就带着炫目的光环。
它是稀世珍宝,是艺术品,更是皇帝权力的象征,因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其三,人为的因素,例如思想观念,尤其是一些政治野心家的推波助澜。
这个“传国玺”被极力宣扬为 “天命所归”、“祥瑞之兆”,成为后世开国皇帝们梦寐以求的神圣之物,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
它的象征意义类似于大禹九鼎。
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寓意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显得底气不足而被世人所轻蔑。
例如东晋元帝东渡以后一直没有传国玺,以至北人嘲笑“司马家是白板天子”(《太平御览•仪式部三•玺》)。
到永和帝时,从冉魏政权手中赚得玉玺,百僚毕贺,东晋政权从而也得以被视为正统。
“符命”说、“谶纬”说等神学思想的流行,使得“传国玺”的“天命所受之凭信”意义更加神圣。
尤其是政局混乱、改朝换代时,这种思想观念更加盛行。
例如三国时期,蜀汉太傅许靖、军师诸葛亮等上书刘备,劝其称帝。言当年关羽水兵围攻襄阳时,汉水中“辉影烛耀,灵光彻天”,因而打捞出玉玺。
《三国志•先主传》中对此记载:“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陽,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
再如,匈奴族刘渊称帝,国号为汉,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有人在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认为是王莽时的御玺,并增添了“泉海光”三字。
刘渊认为正是符合自己名字的祥瑞之物,于是改年号为“河瑞”。
一些获得“传国玺”、已经继承皇位者也要刻意强调,甚至画蛇添足,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者地位。
例如曹丕建魏,命人在传国玺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以证其他非“篡汉”; 石勒称赵王,得传国玺,在玺的一边刻上了“天命石氏”的四字题辞。
更有甚者,为了捏造“君权神授”的事实,而私下自制“传国玺”,以实现谄媚皇帝、抑或自己称帝的阴谋野心。
然而,往往文字、尺寸、钮制、质料、数量、规制等莫衷一是,前后矛盾,引发出了层出不穷的历史闹剧。
这种对传国玉玺的崇拜心理甚至影响到现代。
例如冯玉祥部下将领等人向末代皇帝溥仪追索“传国玺”。
又如《吴氏石头记》中记载,传国玉玺就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
时至今日,“玺”字仍是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尊贵象征。
纵观历史,秦始皇所制的方寸之物--国玺,被后世奉若神明,一直受到追捧。
其中原因,除了秦始皇国玺本物的超凡价值之外,还与玉崇拜、“符命”说、“谶纬”说等思想及文化背景有关。当然,人心作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这也是中华历史文化悠久灿烂、博大精深的一个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