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新发现早期陶器揭示了什么关于陶器起源的奥秘？

陶器起源研究是世界性课题，是人类文化发展至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学界关于陶器起源的讨论由来已久，国内研究多集中在南方地区早期陶器的探讨上，且通常从年代上去追溯更早的发现地，并依据南方的材料建立起陶器起源与水生资源强化利用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考古材料不断更新，北方地区也发现了年代稍晚但都处于万年以前的陶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陶器呈现出了明显的同质化现象，从形制到文化内涵均与南方地区陶器有明显差别，这或许指向的是南北方在陶器起源上可能存在不同模式。近两年来位于京津冀地区的青池、海岱地区赵家徐姚遗址的新发现更加凸显了这一问题，为我们重新审视北方地区陶器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理论构建往往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上的指导，因此本文以陶器起源假说为依托来探讨中国北方地区陶器起源的多样性问题。目前学界有关陶器起源的认识大都集中于“烹饪”假说的范畴之下，其出发点是将陶器视作烹煮食物的容器，认为这是古人进入农业生产之前在实际需求刺激下发明的，多强调陶器功用及其与农业的关系。但目前的结论性认识倾向于认为，陶器起源、农业起源以及定居三者并不一定同步发展，陶器及农业起源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人类降低流动性实现定居并不一定依赖于陶器和农业生产。也就提醒我们在考虑陶器起源问题时应回归到其产生的根本动因机制的探索中，即新工具的出现是人类适应外在环境的手段，那么其所处的文化生态以及人类的适应策略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

距今1.1万年左右受新仙女木事件的影响，地表生产力锐减。为应对环境变化狩猎采集人群需开展“广谱经济”以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表现为对粟、黍、橡子、坚果等加工难度大的植物，以及兔、鼠等小型动物和水生资源的强化利用。而生态位不同决定了人类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有所差异，滨海河湖区更加强调水生资源利用，内陆地区则更强调对小型动物和野生植物资源的强化。这些因环境变化而导致的不同适应策略在北方地区尤为明显。进一步从考古材料出发，北方地区早期陶器集中发现在华北平原，东胡林、于家沟、转年、南庄头、李家沟、扁扁洞遗址均位于内陆，为干旱的草原环境。延续着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强烈的狩猎采集因素，新出现的器型（也可称之为新的工具套）意味着采取了新的生活方式。其共性在于，有陶器的遗址中普遍出土有石磨盘与石磨棒，反映的是对野生粟、黍以及坚果类植物的强化，相较于南方地区，这些遗址都未发现明显利用水生资源的迹象。也就更容易得出结论，整个北方地区陶器起源的机制较为一致，对植物的强化利用或导致人类最终发明作为烹煮器和盛储器使用的陶器。

新发现的青池遗址让我们看到了北方地区一些滨水环境也有着在水生资源利用刺激下发明陶器的动力。滨水环境拥有丰富的水生资源，在一定时期可以提供较为稳定有效的食物来源。对其产生依赖促使在此地生存的人群需要发明出新工具，如网坠，来强化利用水生资源。与此同时，除了发现用于狩猎的细石器外，并未见专门的植物资源加工工具如石磨盘和石磨棒，这似乎表明渔猎经济是该区域的主要生计方式。另外，青池遗址拥有着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的连续堆积，表明人类在该处反复停留，渔猎资源的丰富促使人类由高流动性的狩猎采集向稳定的定居生活转变。该地区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出现了数量更多的网坠且并未很快开展农业生产反而维持着渔猎经济，表明渔猎一直是该地区人群的主要生计来源。华南地区陶器起源后也同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渔猎传统，成熟的稻作农业也未在最早的陶器发明地产生。这至少说明，最早使用陶器的群体很可能是渔猎群体（远在东北地区的小南山遗址也基本是渔猎经济），周邻从事狩猎采集的群体是否从渔猎群体习得、传入陶器，亦或是自身发明陶器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如果说青池遗址的新材料让我们看到了陶器起源的不同生计模式，是将陶器视为外在适应手段的话，那么陶器起源中的“社会/象征”理论则更强调来自社会内部的刺激因素。与烹饪说类似于功能主义的角度不同，这一说法诉诸于社会群体的象征行为。它源于对过去及现在的狩猎—采集人群的观察，研究者注意到在早期复杂的狩猎采集人群中存在着象征行为。目前发现的最早陶质器物是距今约2.4-2.8万年的陶塑；西亚地区在旧新之交发现的未烧制粘土制品通常都是小雕像、微型容器、珠子及纺轮等，而不是“实用”器。就华北而言，旧石器时代就出现过制作小型装饰品的传统，黏土天然具备的可塑造性使得古人可以通过陶制品来表达意识形态。近年新发现的赵家徐姚遗址为我们探讨陶器起源可能存在的非实用因素提供了例证。该遗址距今约1.3万年，是华北地区发现最早、数量最多陶器的地点，其出土的陶制品中除陶容器残片外，还包括接近百件具有一定型态的陶塑。同时，该遗址还存在大规模用火遗迹及多处堆积较薄的火塘，呈现出一种类似于一次性直接消费的原生堆积，这些遗存反映的是这里很可能曾进行过大规模“仪式”活动。

综上，陶器起源的阶段可以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分野，同时它还是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过渡的阶段。研究陶器起源的意义在于，厘清这一新的器型是如何被人类发明及其演化的过程。依据考古发现可以将年代上最早的遗址缀合起来，组成陶器发展演变史。然而，除了关注考古发现外，我们还需要关注为什么一地最早出现陶器而不是其他地点，需要解释其发明的动力机制问题。这也就要求我们更加关注材料和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古新发现是研究开展的助推器，而理论又需要新出现的考古材料不断检验与修正，两者间需保持必要的张力。就国内陶器起源研究而言，一方面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出现推动着我们展开新的思考，以进行更为有效的解释；另一方面，这些新发现也为世界范围内陶器起源问题提供例证和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从而更好的看到普遍性和多样性。

执笔：刘丹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

编辑 | 卢阳 实习编辑 | 邵文柯

复审 | 冯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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